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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河、在“第一城”，在那座古意悠然的四合院“郡王府”，如果你看见一群人正人手一本《党建研究》，轮流朗读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某种诡异感。
这就是所谓“造反派”们正在干的事情，他们轮流朗读其中某一段落，其他人则针对这一段落所传达的“十六大精神”发表自己对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的看法。我有幸看到这样一本《党建研究》，张曙光在上面密密麻麻地用笔勾出很多要点，这名双料博士认真地说：“我们不是乌合之众，我们是根据十六大精神和相关法律、章程进行着我们的工作，这本文件精神对我们太重要了。”
争论还在继续，流言依旧纷纷，我肯定上述场景在不同人眼中注定会引出迥然不同的评价，然而如果你真正身处其中了解这帮投资人内心真实的想法，了解到他们务实的工作方式，你一定会有所触动——这样一群身家亿万、饱尝人生的商海精英或者说这样一帮江湖高手，在中国足球穷途末路的时候，正用智慧和激情来寻求一种在“中国国情”下的突破之路，记住，这是在中国！这是在中国进行的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他们一定想获取成功，所以他们一定要获取“自上而下”的支持，用“十六大精神”指导和武装自己以期一搏。
“革命的成功只能自上而下”。
——也许看上去太老派太过时甚至有点作秀，但只有当你明白这群已为中国足球投放十数亿甚至数十亿的老板们正耗尽最后一丝力气来拯救自己也拯救中国足球时，你恍然觉得这群老愤青很像100多年前也在某座四合院的“郡王府”里研究出路的戊戌变法的诸君子们——即使他们明天就会失败，头颅被挂在城墙上招摇示众。
徐明已经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我的不满：“你在第一次专访我的时候就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从不会提‘革命’，我们想的是‘改革’，因为我们从来不想踢翻中国足协，我们只是想建立一个市场机制。”我每一次都没有反驳他，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凡革命必有策略，有策略才能革命成功。
我已经无意与楼世芳去驳辩徐明们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了，我觉得再对这件事情本身去定性是天下第一蠢事，昨晚我对已跟我对上火的董路说：“我不管徐明们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只管徐明们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否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的大方向。”事实上，谁又有资格去评判其他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这就是我为徐明们辩护的全部理由。
徐明们现在正在干什么呢？他们正在领悟“十六大精神”中关于建立市场机制的内容，他们正在穷于应对各种飞短流长，他们正在每天工作20个小时休息4小时，他们起草一份“给国家体育总局的公开信”并准备今天一早面呈有关领导——就像以前那些希望改革社会的人们所做的“公车上书”。
“越简单的事情越容易招致争论”，徐明们要做的事情如此简单也就如此容易招来争论。昨天晚上，我与徐明、张海、张曙光在房间谈论着最近的事情，我可以做证——在深圳VS重庆时，张海手机不断地给孙健一、张健通话，通话内容全围绕着“必须认真比赛，绝不能让盘口得逞”。他甚至严令朱广沪“一定不能出事”，严令有关人员关注异常队员；我还可以做证——王国林与张曙光约法在先：“虽然已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但我们两队的比赛不要搞猫腻，真打，要遵守刚签订的投资人公约”；我可以做证——徐明在大连前线出事后还向阎世铎请示，在阎世铎告诉他“你等着，我马上研究”后，他命令大连队员全体待命不得退场更不得罢赛，但阎世铎再也不接他的电话，从此杳无音信，当徐明拿起电话命令队员继续比赛时，主裁判已吹响了结束哨音。
昨晚，三个投资人说：“我们犯得着去玩儿这种小儿科吗？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张曙光说：“商人有两种天性不可更改，一是逐利，二是有序。我们想要的就是在一个有序环境里追逐利益最大化，我们有必要在这些小事上演戏吗？我们这些人有那么弱智吗？”
事情在短期内将会有明朗的方向，我以为，当阎世铎昨天下午主动给徐明打电话并达成“自上而下推动这次改革”的共识时，他一定得到了上级的某种启示，当徐明们宣告“我们期待自下而上的这次行动最终能得到‘自上而下’的支持并让中国足球健康地活着”时，当国际足联、亚足联通过有关渠道向徐明通报：“联赛产权属于俱乐部而非足协”甚至有意在近期正式通报中国足协时——事情已经获得了一个良好解决的机会。
“革命的成功历来自上而下”——徐明的解释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需求，通过自上而下的推动，最终会获得圆满成功，这是绝对“中国式的革命”。昨晚，他们又一次在张海的房间里念了一句“十六大”文件的句子：“……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加快转变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活动，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服务。”
这场革命，正从一周前的“自下而上”悄悄转为“自上而下”，从古到今，革命的成功无不如此——即使昨天下午联赛中出现了那么暴躁的镜头。
李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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