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24天里，中国足坛上演了一场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很少见的，以白描方式进行的资本与权力的对抗活剧，有人称为造反或暴动，有人称为革命或改革。
如今，历时20余天的中国足球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博弈游戏已经摊牌。显然，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决斗——面对制度的森严壁垒，那些足球老板很难达到目的，要不最后只能一走了之，几年的经营心血，数千万、数亿的投入也就此打了水漂；要不就接受足协的权宜性条款，继续在中超的黑洞中挣扎。而中国足协虽然即使保住手中的权力和表面的权威，实际上是更大的输家：不仅好大的一个烂摊子需要收拾，更重要的是，10年职业化改革的成果将有可能前功尽弃。中国足球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复兴之路倍加艰难和漫长；亦或足协被迫让步，为资本而非为足球接受资本方的条款。
中超在十月
-本刊记者/唐磊
不管是徐明蓄意而为率先发力，还是
的确事出意外，10月24日大连实德队在主场的意外罢赛，将俱乐部和足协业已濒危的关系进一步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26日，足协17名执委与12家俱乐部投资人共同参与的关于“中国足球改革”的联席会，被看成俱乐部与足协的最后摊牌，摊牌的结果也许将决定众俱乐部甚至中超的最终命运。而这个商议了七个小时的结果又是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产物：公布当年足协财算、暂停中超降级、否决暂停联赛和举行义赛及成立中国足球改革小组。这四条为了联赛继续进行的权宜性条款显然不是徐明们想要的结果。足协纪律委员会关于实德罢赛的处罚尚未开出。俱乐部与足协的较量也许才刚刚开始。
10月2日北京现代罢赛风波之后，体育总局即责成足协，如再出现罢赛，定要严办。风波未平，由实德集团总裁徐明牵头制定、直指足协的“中国足球改革方案”随即公布，之后由7家中超俱乐部负责人联合讨论制定的针对中超改革的八项决议(提案和申请)又悉数被传真到足协，正在俱乐部与足协的对峙到了最白热化之际，发生了实德罢赛事件。多数人认为这次蹊跷的罢赛使实德将博弈的主动权拱手交出，而总局、足协可能采用“斩首行动”，先名正言顺剿灭“匪首”，瓦解“革命同盟”，再带领大家按照足协制订的方向，进行象征性地变革。
于是，24日的罢赛事件成为牵动中超所有人神经的转折点，足协由此出台的一系列决议将改变中超这个棋局中许多人甚至球队的命运。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一系列让人还有些回不过味的裂变是如何相继发生的，它们之间都有哪些“看似不相关、实则紧密相连”的联系。
首场罢赛的背后
事情还得回述到10月2日——那场引起了其后一系列中国足坛震荡和变局的北京现代队罢赛风波。
直到10月10日，足协与国安俱乐部进行了罢赛事件后的第一次直接沟通，而此前双方一直是从媒体的报道中，揣摩着对方的态度。沟通协调会结束后，阎世铎显示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表示：对国安的处罚结果将会尽快出台。同时，国安俱乐部董事长李建一也表示：国安是否退出的底线已经从“倒扣三分必退”，变为“看足协是否处罚周伟新(当值裁判)”。
显然，足协的妥协性处罚得到了体育总局的批准，也让国安能接受。
10月13日，国足在客场负于科威特，在世界杯小组预赛中，出线形势岌岌可危，刚刚趟过俱乐部危机的足协在另一战场再次遭遇唾骂。
14日下午，中国足协正式公布了对国安罢赛的处罚方案，在方案中，足协把先前认定在判罚上没有错误的周伟新改判罚停哨8轮，这项处罚给足了国安面子。然而国安俱乐部的回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国安声明“拒不接受扣分处罚”，并建议将周六(16日)的联赛推迟进行。
就在这天晚上22：50，发生了更加令人意外的事。在国安俱乐部蹲点的记者们意外地等来了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李士林和实德集团的总裁徐明，随后两人召开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徐表示将全力支持国安，并向足协直接开火，提出召开中超委员会会议，对国安重新“量刑”。
这位年轻富豪和一直深藏幕后的中信高层突然同时出现，很清楚地表明了两家俱乐部高层在罢赛事件发生后的密切联系。国安罢赛后，实德俱乐部总经理林乐丰率先站出来声援国安，徐明也一直留在北京，关注着事态的进展。至徐明正式露面，这次罢赛风波的影响程度、实质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树欲静而风不止
国安的“声明”就是在记者见到徐、李牵手的第二天公布的。随着实德的介入，使足协面临的对手不光是国安一家。而之后实德倡议召开的中超委员会会议，也得到了多家俱乐部老总的响应，这就意味着足协被众中超俱乐部推到了逼宫边缘。
最终经过超过2/3的代表同意，中超委员会会议于18日召开。为了防止出现某些俱乐部抛出敏感话题的情况，足协只给了会议3个小时的时间，其中足协官员的发言将耗时一半。
早已熟悉足协套路的实德俱乐部在17日，突然抛出了包括13份文件的“中超革命方案”，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成立中超职业俱乐部联盟公司。
对于这份抛开足协自办联赛的方案，在现有的中国法律法规下，是行不通的，对于这点，俱乐部的老总们也很清楚。有官方人士认为：他们只是先炮制一个能引起大反响的方案，获得讨价还价的余地，最终目的是向足协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参与联赛的经营开发。
在当晚进行的上海申花vs上海中远的德比战中，场内出现群殴事件，本场主裁——“金哨”陆俊更是遭到俱乐部老总的袭击，一度拒吹比赛。中国足协对比赛、裁判、球队的约束控制力，对于媒体和球迷的公信度也降至冰点。
足协面对投资人的态度异常强硬
在18日如期召开的中超委员会会议上，阎世铎对实德方案表示“欢迎和支持”，并承诺在22日召开俱乐部投资人会议，“研究联赛中存在的问题”。
在俱乐部方面，由实德牵头，8家俱乐部倡议设立中超俱乐部投资人联席会议。平日死拼利益的各俱乐部，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其幕后老板从未有过地开始并肩作战。
19日，以徐明为首的6家俱乐部的幕后老板宣布支持足协的表态。但足协的官员认为，这是徐等人做给上层看的姿态。圈内也在盛传：有6家俱乐部将集体拒绝参加20日的联赛，以此抗议。果然，19日下午徐明就邀请阎世铎到实德大厦进行沟通，否则“将有更大的行动”。当晚，阎赴约。据报道，阎主席向徐明做了包括创立“中超俱乐部投资人联席会议制度”在内的三点承诺。
然而第二天，足协突然决定投资人联席会议延迟到26日举行，各俱乐部老板对此反应强烈。他们决定自己按期召开会议。
与此同时，深圳健力宝俱乐部和辽宁中誉都分别宣布，张海和张曙光不能代表俱乐部，7人组的“改革同盟”开始遭遇瓦解。有足协领导私下里还表示，也许这些老板的最终目标不是足球。
22日，在足协官员不在场的情况下，参加联席会议的7家俱乐部通过他们拟订的《关于延迟中超联赛余下比赛的申请》，按照俱乐部的时间表，即使该申请在10月30日没有得到批准，他们也将集体罢赛。
但足协此时的回应却前所未有的强硬：“如果他们退出，大不了把各地方十运队和青年队直接调来打最后7轮”。
同时，盛传将平调至体育总局人事司当司长的阎世铎，从23日开始在体育总局的办公厅、竞技司、政法司来回奔走，争取兄弟部门的配合，为以后的行动做好准备。并在25日(召开足协组织的俱乐部投资人联席会议前一天)召开由各地方体育局局长参加的足协副主席执委会，以争取各地方体育局领导的支持。
10月26日上午，中国足协与各中超俱乐部投资人关于中国足球改革的联席会在大宝饭店二楼会议室进行。参加会议的足协领导包括五位副主席以及执委会执委，此外便是12家中超俱乐部的投资人以及代表。
历时近7小时后，阎世铎在通气会上称“今天上午的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会议开得很好……12家中超俱乐部分别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案，并达成了几点共识……”
他还说，中国足协“今后要能够让搞俱乐部的人感到有信心，有希望，有自豪感。”-
资本末路下的足球革命
-本刊特约撰稿/周文渊
在某种意义上，职业化1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嫁接足球的历史
如果说，在北京现代队点燃“革命”的
导火线时，中国足协还甚为麻木和迟钝，因而错失了将危机平息在萌芽状态中的良机的话，现在，面对地方诸侯不断升级，对几乎已经图穷匕首见的大逼宫，有关方面已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据悉，决策层业已将此次事件定性为“一次无政府主义的夺权行为”，接下来，来自官方的弹压举措将连珠击发。
不过，并不属于体育系统管辖的“革命党人”似乎毫不畏惧，态度一如既往地强硬，他们把10月26日的足球投资人联席会议视作给予足协主动革命的最后机会，且留给足协选择的空间极其狭小：要么完全接受“神圣同盟”的改革方案，把职业联赛的一切权力归还给这些投资人；要么承受因这些投资人挟资撤退而带来的中超联赛崩盘的灾难。
这样，历时20余天的中国足球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博弈游戏已届摊牌时分，显然，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决斗。面对制度的森严壁垒，那些足球老板很难达到目的，最后可能一走了之，几年的经营心血，数千万、数亿的投入也就此打了水漂：也可能接受了足协的权宜性条款，继续在中超的黑洞挣扎。而中国足协即使能够保住手中的权力和表面的权威，实际上却是更大的输家，不仅好大的一个烂摊子需要收拾，更重要的是，10年职业化改革的成果将有可能前功尽弃。中国足球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复兴之路倍加艰难和漫长；也有可能足协被迫让步，为资本而非为足球接受资本方的条款。
那么，这场暴风雨为何会如此猛烈地降临，又怎么演变成如此不堪承受之重的危机的呢？
一次资本寻求突围的自救
不难理解足协态度由软转硬的心路历程。作为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者，足协必须维护自己的权威，更须恪守自己的职责，岂能让人说剥夺就剥夺了已经垄断数十年的权杖？
事实证明，在16日中超委员会开会期间，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所作的种种怀柔、示好动作，不仅没有软化对方的立场，反而让对手盲目增强了“革命”信心，完全误读了足协的诚意。16日之后，“革命党人”的逼宫动作一步紧似一步，大有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对此，从中国足协到体育总局，不少官员在私下里埋怨“阎头”太软弱了。
作为博弈的对手，以大连实德集团总裁徐明为代表的足球老板们的思路行为也颇受非议。不少人诧异，徐明们究竟是有恃无恐，还是真的不谙国情，怎么会提出踢开足协闹革命的造反纲领，难道他们所理想的职业足球联盟，真的可以在没有足协参与的情况下创建和运行吗？
其实，徐明们也是有苦难言。10年苦旅，中国职业足球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在这条死胡同里，出现过太多的满怀淘金梦而来，最终却血淋淋遁走的投资者，从最早的广州太阳神到现在的陕西国力。最痛苦的是那些还留在“城”里的人：扛下去，看不到熬出头的希望，但每天几万、几十万的开销却是真金白银的；若就此“止损”，既心有不甘，很多事情也不是能够一走了之的。
在某种意义上，职业化1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嫁接足球的历史，而资本求欢足球，曾经浪漫也曾经甜蜜过。但就像一把双刃剑，蜂拥而来的资本一度在从来贫瘠的中国足球土壤上营造了看起来不那么真实的奢华，比如那一个个金牌球市，比如曾被引为时尚的上海滩“德比大战”。同时又植下了假球、赌球、黑哨、官哨、暴力和派系等恶之花，最终葬送了中国足球的明天，也让资本陷入了困境。
这次资本悍然发动向权力挑战的“革命”，说到底只是一次资本寻求突围的自救行径。遗憾的是，突围很难，更可能产生鱼死网破的双败结局。
中国职业足球发展三阶段：产品、商品和资本
大致划分，中国职业足球经历了产品、商品和资本三个阶段。
在产品阶段，投资者追求的是企业或产品的广告效应。早在 1984年，最具有市场经济意识的广东企业家就敏锐地发现了足球这个大众情人的广告价值，广州白云制药厂出资16万元取得了广州队的冠名权。10年后，当职业化改革风起云涌时，另一家明星企业广州太阳神公司拍出200万，从市体委手中取得了广州队的控股权。那时的广州队还是国内强队，那时的足球还处于人人追捧的燃情岁月，投资或投机足球具有极高的回报率，广东健力宝公司因出资几百万美元资助中国少年队远赴巴西留学，一举奠定了中国运动饮料第一品牌的江湖地位。
追求眼球效应只是资本染指足球的一次试水行动，当职业化改革释放了中国足球压抑数十年的能量，令足球热迅速燎原整个中国大地，出现了从政府高官到平头百姓，从权威媒体到街头巷尾人人争说甲A的盛况时，资本也跟着加大了投入力度，追求的目标开始不只是广告效应了，职业足球从此进入了商品阶段。
在此阶段，足球经营从几百万的手工作坊升级为几千万的工厂化大生产，教练球员的收入呈几何级数暴涨，内梅切克那样的世界二流明星取代了马麦罗之类的廉价外援，同时像曼联、AC米兰等世界顶级球队也频频造访中国。
这一切营造了中国足球好大的一个泡沫，但这正是老板们所乐见和期望的。不是有“老百姓都关心的事就是大事”这一官场原则吗？既然足球那么热，俨然已经成为城市的“名片”，那么政府向那些经营足球的企业实行某种政策倾斜就很正常了。从执行优惠税率到批租黄金地皮，从允许进入某些限制性行业到给予上市额度。拥有了这些最稀缺的经济资源，一些投资足球的企业就此做大做强。
足球成了寻租的工具、暴发的魔戒，于是很多企业想方设法寻求进入的门路。当年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争当甲A联赛主冠名商，彼此轮番抬价，甚至不惜闹上法庭，而TOM.COM主冠名商当不成，当个副冠名商也很满足。这样的盛况，与现在不少长期的商业合作伙伴也争相闹退出的萧条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也就三四年的光景吧。
徐明——将职业足球导入资本时代
不过，退出潮中也有一些“反潮流”的英雄，比如大连实德老板徐明。1999年，实德以1.2亿的价码接盘大连万达俱乐部，其时中国足球大环境已经很严酷了，徐明却公开宣称，只有傻瓜才会不赚钱。徐明不是一个足球专家，甚至都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球迷，但他对中国足球的信心并非只是基于某种大而无当的理念，事实上他开创了投资足球的新赢利模式——把职业足球导入了资本时代。
徐明模式的基本流程是，收购那些债务累累、濒临破产，或后台老板已经不堪重负的俱乐部，然后进行注资重组，经过包装后再转手倒卖。
2002年，徐明开始了他的实践，以区区400万的代价买下了四川全兴俱乐部的全部股权，这个价格甚至还不及队中马明宇、黎兵等球星的个人身价。1年后，被公认为降级大热门的川军取得了末代甲A第8名的好成绩，保住了参加来年首届中超联赛的资格。有人说，光这张牌照就不下4000万，何况队中还有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赵旭日、冯潇霆等年轻国脚。
徐明的实践似乎证明，投资足球不仅不是天然赔钱的，更是可以赚大钱的。首战告捷后，徐明酝酿实施更大的足球帝国计划：一方面，他盯上了球员资产优良、却受制于体制缺位和资金拮据的辽宁、八一两大俱乐部；另一方面，他着手进行内部重组，将原来作为梯队培养的实德二队、三队注册成独立的法人俱乐部，参加二、三级联赛。
在徐明的如意算盘中，只需要两、三年，他就将拥有约6支顶级球队，这不仅是一笔巨大的资产，也将是他左右中超命脉的重磅筹码。
足协政策下俱乐部的资本困境
然而，徐明的赢利模式不是建立在一个公平竞赛的基础上，也不能为从国际足联到中国足协的一切行业管理机构所认可。2003年，足协联手重庆力帆等俱乐部大力围剿实德系，从大河到太平洋再到冠城，几经折腾川足才算注册成功；但声讨实德系的口水战从来没有停止过，令实德承受了极大的道德压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实德的公信力。以至现在徐明“革命”了，仍被称为“污点革命家”。
到了2003年底，足协更紧急出台了俱乐部股权转让暂行办法，在法律政策上阻止实德对辽宁和八一的收购，并明确要求实德必须剥离与赛德隆(原二队)和三德(原三队)的产权关系，否则不给这两队参加中甲联赛的许可证。
至此，徐明的资本运作模式失去了基本的操作空间。也正因此，人们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现代队罢赛，平素与国安俱乐部并无交情的徐明却冲到了反足协联盟的最前头，并提出了极为激进的踢开足协闹革命的纲领性方案。其实徐明与足协的“战争”早就开始也从未休战过。在徐明看来，足协的大权独揽和昏庸执政，堵死了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空间。因此，俱乐部必须从足协那里夺回与资本所有权对应的联赛管理、经营和分配权。
资本，永远都具有两面性。在日益市场化的足球世界里，对资本的渴望与恐惧，同样是足球与资本之间关系的永恒话题。每一个俱乐部都在呼吁，中国足协应该成为规则的制订者而非执行者，但是，摆在足协面前的真正难题是，如何成为规则背后那只超越资本的大手？
现在，中国职业足球面临的困局是：追求广告效应的产品经济难以创造足够的利润，远远不能满足资本大鳄的胃口；以交换或寻租为赢利模式的商品经济，迫于足球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也渐渐失去了魅力，政府经常摆出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而徐明式、张海式的资本运作，既难以绕开政策障碍，也容易造成自身的资金链的断裂。
——似乎，哪条路都走不赢。当然地，中国足球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从资本到体制，从管理到到品牌，从诚信到文化。-
为什么中国足协与俱乐部矛盾渐深
-本刊记者/唐磊 文/勾伊娜
中国足协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管辖下的半官方机构，从法律上看它是一个民间团体，但目前它行使着政府职能。中国足协的一切决定，代表着政府的利益和态度。
各级足协，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的领导者和俱乐部负责人基本上都是行政干部、退役运动员等出身，没有足球管理学和经济学知识，对经济投入没有明确导向和领导能力，甚至对一些基本的足球规则都不清楚。
而中国足协一直是联赛的组织者、管理者和经营者，也是利益分配者。体育总局要求足协这个挣钱大户向其他冷门运动“输血”的行政命令，更是让足协把赢利看成最主要的目的。
而且长期以来，足协一直把联赛作为国家队打“出线足球”的兵员基地。足协领导人为了出一时的政绩，不惜以破坏能在实质上提高本国足球水平的联赛为代价，这也是造成中国足球上不去的根本原因。
与西方国家的自发自觉组织不同，中国在没有联赛前，足球俱乐部主要靠中央和地方的扶持。后来，国际管理集团找赞助商(万宝路、飞利浦等)赞助，足协再将赞助资金分给俱乐部，组织联赛，在竞技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暂时满足了广大人民社会文化的需要。
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从1994年正式开始。俱乐部的领导者多数没有经济管理知识和政治知识，不可能想到怎样去运营联赛，同时一些帮派活动和任人唯亲也极大地伤害了投资方和俱乐部的感情。许多赞助商只想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利益，凭借经济实力拥有领导权和话语权。
当足球在中国逐渐火起来，聚集了更多眼球和广告效应的职业足球开始被投资者当作可以赚钱的途径。于是1994年黑哨现象开始出现。1998年以后，赞助厂商互相攀比，大财团的投资相当一部分变成个人回扣，腐败问题层出不穷。(这种完全依靠财团的俱乐部经营方式，在英国被认为是一种乞讨行为)。
在中国，联赛的产权由有官方背景的中国足协完全拥有，作为联赛的投资人和参加主体，俱乐部没有任何产权；虽然中超的章程中拟要设立经营公司，但迟迟未立，由足协完全控股的福特宝公司包揽几乎所有的经营权，俱乐部只能得到门票和被足协挑剩的广告牌等经营开发权；另中超的第48条规定：联赛的管理权属于由俱乐部和足协组成的中超委员会，足协只在纪律处罚上拥有权利，而实际上联赛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足协拍板说了算。
理论上，中国足协作为半行政单位，根据政企分开的原则，它必须退出联赛的经营领域。
以现在商业操作最为规范的英格兰超级联赛为例。由各家英超俱乐部组成的职业联盟共同经营联赛，联赛绝大部分的收益由职业联盟按各队的战绩，以一定比例分配，其中收益最大电视转播费几乎都归俱乐部所有。而其主管部门英格兰足总(足协)只负责组织本国的国家队的训练、比赛；编排赛程，制订规则；培养裁判、派遣裁判；处罚违纪球员、俱乐部等，对于联赛的产权、经营权掌控甚少。也就是说，足总更多的是在技术上的管理，利益和主权都归俱乐部所有。因此大多数俱乐部的利益得到保护，积累了更多的资金，用于队员的训练和后备队的建设。
当资本方的力量逐渐强大，而中国足球市场又日益疲软，俱乐部越来越不满中国足协霸占联赛所有的场地广告费用和电视转播权的行为。(足协给俱乐部的分红只占到俱乐部全年收益的2.3%)和俱乐部的关系从互相需要又互相抵触的微妙阶段，到如今形成矛盾日益升级、互不信任的对立的两极。
以这次风波的始作俑者北京国安俱乐部为例，由于前足协掌门人王俊生就是原北京队的守门员，自然对国安的关照有加。更有圈内人士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安在对外国强队时非胜即平的战绩，得益于足协为比赛派出的官哨，而国安创造的“工体不败”神话，也为中国足协长尽颜面。后台实力雄厚的国安俱乐部更是花了几个亿在香河建造训练基地，与足协“分享”。
随着王俊生的离职，中国足协与北京方面的关系开始降温。亚洲杯上球迷的带头起哄令中国足协十分难堪。足协和北京足球界的关系已到了极其脆弱的地步。
而这次“革命”的发起人徐明麾下的大连足球一直是中国足坛的一面旗帜，其队员也始终是国家队的主导力量。在实德集团从万达接手了俱乐部以后，实德老板徐明一直在想方设法让“不挣钱”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成为自己的赚钱工具。并开创了收购濒临破产俱乐部，经过重组，再高价转售的赢利模式。但足协临时出台“俱乐部股权转让规定”使徐明的计划破产，并被迫超低价转让了已经开始打低级联赛的实德“二、三队”，有媒体估计，仅此一项，实德就损失了上亿元潜在利润。这次国安点完火之后，徐明迅速高调介入，拿出的方案完备、计划详尽，可谓蓄谋已久。
(感谢广州体育科研所研究员淦耀对本文提供帮助)
渐进改革也需要突破
-本刊评论员/秋风
改革进行到今天，垄断带来繁荣的游戏已经难以为继了
专家学者将中国的体制转型过程总结为
“渐进模式”，以区别于俄罗斯及东欧若干国家的“休克疗法”。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培育”市场。政府当然可以、也应当为市场的发育提供制度框架，并通过监管或司法程序矫正市场中的不当行为。但没有哪个经济学家会相信，政府竟然可以自己创造出一个市场来。
准确的说法其实应该是，政府给了某些企业以特许权，使之进入某一领域。中国足球协会就是这样一个垄断性组织。
《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和《体育法》赋予了它以组织、管理、经营足球职业化、即商业化的垄断性权力。足协之所以能够在足球商业化运营中扮演核心角色，不是因为只有它具有经营能力，而仅仅是因为，作为官方组织，只有它能从政府那里获得特许权或市场垄断权。就像别的行业一样，只有国有垄断企业能够获得市场准入，而这个市场上已经积累了庞大的需求，它们当然立刻可以赚个盆满钵满。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垄断特权下的市场模式，只能是一种过渡性安排。足球协会出面组织经营商业化的联赛，确实突破了原来完全僵化的集训队模式，也给了商业资本以出头的机会。由此形成了政府主管部门或监管机构、垄断性企业或组织，及真正的市场化主体之间的微妙三角关系。
当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权力的主宰地位本身就成为市场进一步健全发育的主要障碍。而那些拥有一定实力的市场参与者，必然要求打破行政权力对市场的控制，试图打开通往真正的自我治理之路。三角格局开始出现动摇，垄断权本身面临市场逻辑的冲击。
但是，权力主宰下的市场使垄断者能够享受到巨大的商业利益，并使其成为反对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力量。中国足球协会当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垄断利润被各个俱乐部分食。而它维护自己垄断力量的手段又是现成的：游说政府主管部门或监管机构。它拥有这样的渠道，它本来就与政府部门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而且，它可以以公共利益的话语说服政府部门。它的理由是：如果不维护它的垄断地位，贸然放开市场，市场必将陷入混乱中。而且，放开市场后，那些普通企业只会追求利润，而不会考虑普遍服务义务，不会顾及国家利益。
这样的话语，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等行业的垄断企业都曾说过，现在还在说。垄断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挟制了主管部门，让市场永远停留在转型的过程中，也让市场始终处于半开放状态，从而一直维持垄断组织或垄断企业主宰市场的格局。只有在这样的格局下，垄断企业才可以同时享受到权力和市场的好处。
市场本身当然有冲破这种格局的趋势。垄断利润本身就会吸引企业家试图进入这个市场中。而企业家的这种冲动无疑是为了追求利润，就如同徐明等人挑战中国足球协会是为了追求利润一样。不过，这种努力也确实有利于市场秩序本身的健全。一个开放的市场体系，本身就有可能使消费者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一个真正市场化的足球市场，总的来说会更干净一些，会使比赛更精彩一些，因而，也可以让球迷们获得更大满足。
最近几个星期的足球乱局显示，市场化改革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要么深化改革，剥夺中国足球协会经营中超的垄断权，使联赛真正实现市场化；要么维持原有格局，使垄断利益永久化，最终听任这个市场走向毁灭。徐明们的“革命同盟”方案囿于本身利益或许不是解决乱局的妙药灵丹。但冲破垄断的真正改革或迟或早都会到来，躲得过今天，拖不过明天。我们希望未来真正的改革方案，在权利和资本之上，会大书着“公众利益”。没有了公众，足球什么也不是。
由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性，政府在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因而，能否最终让人们看到一个干净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取决于取决于政府主管部门的立场。不幸的是，本应成为公平之市场监管者的政府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却由于历史渊源或利益纠缠，在不少领域成为垄断性企业或组织之特殊利益的保护者。这是渐进改革的劣势所在。
摆脱这种劣势，需要政府的明智和勇气。改革进行到今天，“垄断带来繁荣”的游戏似乎已经难以为继了。正道只有一条：法治下的公平市场秩序。唯有它能够确保实现公平前提下的长远繁荣。这一结论不仅仅适用于足球市场。在所有领域，市场化的企业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垄断性组织已经不那么理直气壮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政府主管部门能否痛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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